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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将扩大高考统一命题试卷地区范围，今年新增3个省，明年再扩大7个。到明年，包括广东省在内的全国25个省使用国家考试中心命题试卷。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已近38年。近年来，关于高考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虽有小心翼翼的尝试，但高考制度统考统招的基本格局都没有发生变化。这次全国统一试卷，有弊也有利。高考统一考卷，较之以往各省难易不一，已是相对公平的办法，而且这样对解决异地高考也是有好处的，毕竟考卷内容一样，到哪个省去考试都行。
但是，一旦迈出改革的步伐，我们总希望它能走得更快更好。其实，大学并非属于九年义务教育范畴，它是学生走向社会职业岗位前的一场“培训”。作为政府部门，只需要在九年义务教育上多投入，保障此项基本的教育服务即可，紧紧把握住高考招考大权，恐怕不利于进一步推动高考改革。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现在高考之所以成为左右民生民意的大事，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体制惰性反复强化出来的。高考牵涉千家万户的利益，必须改革。改革是大方向，仍然需要订立清晰的具体的目标，短期的，中长期的，阶段性的。社会惯性是一回事，但社会需求又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社会惯性如此，而安于维持，只在细枝末节上循环而忘记了大的目标和方向。
因此，在统一考卷解决了部分难题的基础上，高考改革更应该回到根本的问题上，即“谁来招考”?高校自主招生是高校自主办学的一部分。自主招生增加了招生选才的渠道，相对于以往僵化的统考统招来说，更有利于高校选择适合本校特点与发展方向的人才，甚至偏才，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
在高校不能完全脱离行政体制自主办学之前，自主招生始终会存在多种相互冲突与相互制肘的矛盾，以及多种不公平的现象。目前，还有赖系统性的教育改革，需要政府与教育部门更加给力。比如在改革无法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可以一方面将高考作为检验高中学习成果的依据，统考是统考，是高中学生的毕业试，也是学校教学成果的体现;另一方面，则让每个大学都能够自主招生，不依赖于高考成绩。招生是招生，是高校甄选优秀学生进行深造的入学试，可面试可网络录取。
简单地说，高考应该是市场供求关系的主体，即大学与学生你情我愿的选择，第三方(政府)主导并负责操作的交易(学生毕业、入学)过程是有悖一般市场运作规律的，必然带来高昂的成本。再者，学生付费上学，也应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政府能够放开对双方自主选择权的限制，加强监督，必定能促成学校间的良性竞争，高考改革成果自然水到渠成。
“两会”上曝出这么一条新闻，说居委会太忙了，其中一项就是要给人开证明，总共要开一百多种证明，这些证明，名目之繁杂之荒唐，简直令人叹为观止：90后去参军，需要社区开具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证明;新农合医保在异地看病，需要社区开具 “是否属急诊”的证明……在广东团分组讨论时，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易凤娇列举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证明事项，经她调研，社区需要开具证明的事项有110多项，社区公章被当成了“万能章”。 易代表反映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戳到了百姓生活的痛点。中国素有“证件大国”之名，而除了名目繁杂的证件之外，盖着大红印章的官方证明更是多如牛毛。在现实生活中，少不了要开这样那样的证明，有时候到甲单位开证明，会被要求先去乙单位开一个可开证明的证明，而乙单位却一脸茫然地说并无规定要求他们先开证明，除非对方出具一份请求开证明的证明，才能给你开开证明的证明，回到甲单位，办事的两手一摊，说你如果没有开证明的证明那么我就不能给你开证明。
听起来像荒诞的笑话，但还是比不上易凤娇说到的90后去参军，需要社区开具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证明荒诞。由这个极端的有悖常理的例子可以看出，有那么一些部门、一些人，随意设置证明事项，根本不是出于办事的需要，权力虽不大，但却是相当地任性。
易凤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职能部门重管理，轻服务。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单位不作为，将责任推给居委会，转嫁风险。此外，居民办事所需信息在政府部门的信息系统里面已经存在，原本不需要居委会开具证明，只是因为各自为政，信息不共享，造成了居民“盖章难”、居委会“难盖章”的困境。
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是批不作为吗?不是批权力任性吗?不是要取消一大部分审批事项吗?然而其重点还是针对企业的生产行为的审批，而在现实生活中，毛细血管发生栓塞的情况相当严重，这部门那部门，这审批那审批，给老百姓的生活制造着无穷无尽的麻烦，它们的危害，说甚过贪腐大老虎也并不为过。
面对如此任性的权力，要求他们不任性是不可能的，那么是不是应该考虑把这些权力收回去?不是说政府要革自己的命吗?有那么些部门、单位，设置的时候不过就是为了多几个坑多种几个萝卜，如果只是尸位素餐不作为倒也罢了，但它偏偏就要制造种种麻烦以显示它小小权力的威风。这样的部门、单位，岂是要求他们不要任性这么简单?对任性的权力，干脆判它一个“不存在”。
